(新春走基层)24年春运里的坚守:以小家“咫尺天涯”换万家团圆******
中新网温州1月18日电(黄慧 范凡)又是一年春运时。近些天,人潮涌动中,不计其数的游子带着对家乡浓浓的思念,踏上归家的旅途。但对浙江温州站客运值班员王燕波而言,为了守护万家团圆,她与“近在咫尺”的家却是“远隔天涯”。
今年春运是王燕波加入浙江交通集团金温铁道公司后的第24个春运。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过去的24年春运期间,她一年不落地坚守在岗位上。
回忆这些年的春运历程,其中包含万般滋味,有为候车早产孕妇接生的紧急,有在寒潮来袭时通宵值守维持秩序的艰辛……多次考验之下,王燕波也逐渐成长为一名业务精通、细致周全的春运守护人。
“列车马上就要检票了,请旅客们排好队。持儿童票、临时身份证的,请走人工通道……”1月17日6时30分,温州站检票口传来王燕波熟悉却又略带沙哑的声音。随着返乡客流高峰到来,她都会在车票开检前5分钟,穿梭在排队的人群里,提醒检票注意事项,确保大客流能快速进站上车。
作为客运值班员,她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班组工作安排、旅客候车引导、处置突发情况等。多年的春运经历,让她不仅能顺利化解一切“疑难杂症”,在工作中还总是多想一步、多走一步、多说一句,做旅客“暖心人”。
6时55分,候车厅准时响起K2906次列车的停检广播,乘坐K944次列车的旅客们立马蜂拥而上,将应急检票通道堵得水泄不通。“2906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时,对讲机传来安检口的呼叫。
“大家请让一让,把应急验票通道让出来!”“行李往边上挪一挪!”王燕波立即开始清理应急通道,确保晚到的旅客能顺利上车。“早上这两趟车是接连检票,而且K944次客流比较大,K2906次停检这一会,应急通道就会被K944次的大客流堵住,所以通道清理很重要,每一秒都是关键。”
王燕波说,“春运如同‘赛场’,需要争分夺秒地守护好旅客出行之路。”在她口袋常装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每天开行的车次和人数,重点标注出大客流列车,根据客流灵活调整开检时间。除了类似K2906次、K944次列车需要短时间内组织大客流上车外,她还用贴心服务温暖着旅客出行。
某一次,王燕波接到一名年迈老人的求助,老人独自返乡,买不到铺位,她迅速联系列车长,并送老人上车,为老人办理补票手续。由于老人携带现金不够,使用的又是老年机,她毫不犹豫地垫付了补票费用。
春运期间,王燕波总会“扎”进候车室,举起喇叭,提醒旅客正在检票的车次和做好防疫措施。工作空档,她也会拿着喇叭去广场引导,提前组织旅客进站上车,缓解高峰压力。一天下来,她平均行走超两万步,说上千句话。
王燕波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温州站客运党支部委员。同事们都习惯称呼她为“波姐”,因为她就像知心姐姐那般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波姐,挺不好意思的,现在春运大客流,但我父亲肺炎住院,老婆也感染了,小孩没人照顾,我能不能申请年休?”刚升级当爸爸的客运员兰福熠纠结了很久,还是拨通了王燕波的电话,语气中尽是无奈。
“你放心照顾家里,工作的事,别担心。”挂上电话,王燕波就开始忙着人员排班,可怎么排都还差一个自助设备引导员。
正当她愁眉不展时,处于高中寒假期间的儿子自告奋勇说:“要不我去当志愿者吧,暑运的时候你们教过我如何使用自助设备。”就这样,人员问题解决了。值岗当天,王燕波早早带着儿子到站,开展岗前培训后才放心去忙自己的事。看着儿子淹没在人海,王燕波担忧之余,眼底尽是欣慰。
春运期间,大家常常一忙就忘了吃饭。王燕波只要得闲,就替岗各个岗位,安排班组人员轮流吃饭,而她自己的午饭断断续续到下午两点多才吃完。她开玩笑道:“这是健康饮食,少食多餐。”
夜幕降临,最后一趟列车作业完毕后,王燕波终于脱下已被汗水打湿的防护服,踏上去往医院的路。谁也想不到,每天最早到岗、最晚下班,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王燕波,其实一直都在单位和医院两头跑,照顾因肺炎住院已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
在金温铁道公司,还有许许多多个“波姐”。她们提前到岗、延迟下班,加班加点只为确保旅客运输平安;她们舍弃小家,和同事们并肩作战,坚守一线,只为守护万家团圆。(完)
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