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
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多元需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范宏欢
除夕将至，又到了一家人举杯共饮、恭迎新年的温暖时刻。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宴之一，目前，不少长沙人已将年夜饭在哪吃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丰盛的年夜饭大餐，部分酒店已经一桌难求。为满足消费者更多元的需求，部分品牌饭店推出年夜饭外送、大厨到家、新年礼盒等服务。一些商家也通过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私人定制等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
2000元至7000元的年夜饭套餐最受欢迎
“我们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大家觉得还是出来吃方便一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提前了解了长沙多家饭店、酒店的年夜饭套餐信息，最终选择了一个定价5388元的套餐，“有将近20道菜，赠送小吃和饮品，还有几张可以日常使用的现金券，感觉比较划算。”
目前长沙市场上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其中2000元至7000元的套餐最受欢迎。套餐接待人数除了8至15人的中、大家庭，也有餐饮店推出3至6人的小家庭年夜饭套餐，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的3599元一桌10位的年夜饭套餐，其中就涵盖了山珍乳鸽汤、蒜蓉粉丝蒸鲍鱼仔、干锅小花螺等16道菜品。
菜色上，餐饮商家也尽量在传统年菜中进行调整，推出自家主打菜，力争在年夜饭市场中进一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例如，老许家大蒜炒腊肉作为传统湘菜品牌，年夜饭套餐更注重湘味，菜品均为传统湘菜。万达文华酒店则在菜单上加入粤菜等菜系，更注重菜系融合。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年夜饭套餐，在原有菜品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春节硬菜，有1388元的8人餐和2188元的10至12人餐，菜品包括八宝果饭、三鲜杂烩、海参大盆菜等。”老许家品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所有门店的包厢基本订满，公司正根据春节期间的客流量预测来对员工排班进行调整。
预制菜成年夜饭爆款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制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
“我和老公没有掌勺底气，父母年龄又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所以今年计划订一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吃了。”90后白领胡悦说。记者发现，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方便又快捷的预制菜成为新宠。
在长沙各大商超的熟食区域，新年预制菜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熟食区域，摆放着扣肉、腊鸭肉、剁椒蒸鱼等适合湖南人口味的预制湘菜，此外，还有羊杂煲、牛肉煲等系列预制火锅，不少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一些老牌餐饮品牌也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预制菜”购买专区。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她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套5至6人年夜饭家宴套餐，包含6道冷菜，8道热菜，以及2份点心，大年三十晚上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开吃，省时又省事。
除此之外，长沙多家星级酒店均推出预制年菜礼盒，保质期30天到60天不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今年比较火的预制菜品有全家福火锅、黄焖牛腩钵、怀化麻阳鹅、梅菜扣肉、香芋煨风吹鸡等，目前已预定近200份，均在过年当天送餐到家。
星厨上门享受私人定制
扫码看花式年夜饭视频 拍摄 剪辑/董阳
“无意中看到酒店有大厨上门服务，就预约试一下。”家住岳麓区的徐女士这几天正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出去吃，人有点少，普通外卖又感觉不太正式，高品质酒店推出的大厨上门，倒是可以考虑。
近段时间，“上门代厨”成了热门话题，不知不觉火了起来。长沙多家酒店也抓住这一商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星厨上门服务。湖南华天大酒店星厨到家主厨朱宇介绍，春节期间酒店推出了“星厨到家”品鉴套餐和尊享套餐，其中品鉴套餐售价2000元，包含十二道菜品，客人需自备原材料，厨师上门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烹制服务，尊享套餐则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自点菜品。“用餐完毕后，我们还会为客人提供增值服务，负责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的保洁卫生。”朱宇说。
此外，湖南顺天黄金海岸大酒店也推出了星级大厨到家服务，涵盖2999元/席的玉兔迎新套餐和4399元/席的瑞兔呈祥套餐。一些长沙地道湘菜馆也在春节前夕推出了大厨上门定制服务。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连锁餐厅，都在主动寻求创新，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多元需求、注重烹饪品质的特点。
“今年以来生意经历过起伏，如今正步步向好。”长沙一家餐企老板表示，市场的火热让他重燃对餐饮业的信心，随着新年到来，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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